在最早的推文【“初入供应链领域，你有学习障碍吗？”】中，我们曾围绕一篇知乎提问做过一些讨论。这篇知乎其实是在质疑这样一个问题：供应链领域到底有没有值得学习的东西？

今天，我们再次从这个质疑展开，拓展到管理学范畴，继续问同样的问题：管理学领域有没有值得学习的东西？

一个非管理学科班出身的人如何敢提出这样的质疑？没有研究是没有发言权的。这决定了我不可能真的越俎代庖去评价某个学科。这里所有的讨论仅仅基于这样一个基础：我十多年的供应链实地管理经验，以及作为理科生我有跨学科的求知经历。

## 所谓的“理论脱离实践”

我们就从一个惯常的讨论角度来分析上述的知乎问题，那就是所谓的“理论脱离实践”的角度。

这并非我个人的质疑，整个学科自身也始终在反思管理学理论脱离实践的问题。

先看这个命题是否成立。

这一点其实很容易证明。作为一名实践者，我接触过大量的成功企业家与管理者，他们与管理学的关系只能说是若有若无。很难说他们真的在意有管理学这门学科的存在。最起码的一点是，他们不会真的将管理学作为其管理行为的指导准则——这一点和我从事电子工程师的时候的情景截然不同。工程师的工作无时无刻不在其学科的知识法则限定之下。我曾与行业（ICT领域）内很多卓越企业有深入合作，这些企业的供应链负责人很多也是理工科出身，很多也从技术岗位转到供应链岗位，这个转岗过程完全不需要事先取得某些管理学科的学位或者某些证书。

仅就字面意义上的“理论脱离实践”而言，其本身并不构成被人诟病的理由。

古希腊就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有学生问欧几里得：“我到您这里来学几何学，对我能有什么好处（value）呢？”于是，欧几里得就让仆人给了这个学生一块钱。

不仅仅是几何学。如果以实用性作为唯一准绳，那么整个数学也不可能发展。欧几里得建立的公理-定理的命题系统，其根本性的意义恰恰在于其构建了一个与经验和实践无关的纯符号的真实性体系。（^ 金观涛《消失的真实》）

所以，我们还不能泛泛地围绕“理论脱离实践”来讨论管理学的困境。我们有必要将这个学科范畴做一定的拆解，其中不同的专业方向在“理论脱离实践”这个问题上，其问题的性质肯定有所相同。一个学科有理论研究方向的专业，也有应用研究方向的专业，这往往是专业划分的惯例。理论能不能脱离实践，在这些不同的专业方向上，肯定是不能一概而论的。大量纯理论研究的专业方向，我们甚至应该鼓励其摆脱经验和实践的羁绊，一往无前地进行前沿性的探索——特别是数学。

与其从大学的专业设置看，我们还不如从管理学的各种论文和专著去看。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大致将这些文章分为以下三类：

①一类是用于教授会计学、信息系统等知识的纯技术类文章；或者是针对某企业或组织个例的创新或改善所作的专题研究与报道。

②第二类是基于运筹学、应用统计学等数学工具的所谓“管理科学”；

③第三类则是我们接下去讨论的重点——这类文章可以笼统地称为“通俗理论”（folk theory）。它们大多不死守严谨的学术范式，企业家或者咨询机构是这些理论研究的主力。供应链领域内的比较著名的理论，如精益生产、TOC、S&OP等，以及近些年比较流行的阿米巴、第一性原理等理论，多属于此类。

为了后续我们把讨论焦点集中到第三类理论上，我们先简短地把前面两类理论做一下梳理。

## “管理科学”——一个专业门类

第一类理论——例如会计学的知识——有很强的技术性与实践性，但严格来说它们不属于管理学，它们是管理学的某种预备性知识。而围绕案例的专题研究和专题报道，对管理者而言固然具有很好的借鉴与启发的意义，但如果要上升到理论高度则基本要依靠另外两类的理论研究。第一类理论不存在脱离实践的问题。它们的问题在于其离开理论层面尚有一些距离。

第二类理论——“管理科学”——则基本已经是一门各个管理学院必设的专业。它大量使用运筹学、线性规划以及应用统计学等数学工具，因此显得颇为硬核（hard core），彰显其配得上“科学”这个名头。

这类理论的“脱离实践”之处，在于现实世界的管理实践中几乎看不到其应用。在供应链领域，除了某些涉及物流线路设计、站点规划等问题部分运用了一些运筹学研究外，极少见到这类研究成果的运用。

既然这个专业依托数学，我们也许不应该诟病其脱离了实践，相反应该期待其冲破直观经验的局限。但反观这类专业的研究论文，其本身的研究推进却乏善可陈。有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与论文中让人眼花缭乱的数学公式相比，论文的结论部分往往显得过于稀松单薄，给不出新的定理或者法则，依然是一些显而易见的常识，完全无需如此繁复的数学公式来向读者去证明。这往往给人一种播下龙种却收获跳蚤的感觉。

此外，与自然科学研究每一步的命题推导必须基于可靠的、由受控实验证明的定理（定律）不同，管理科学的论文的研究每一步所基于的各种前置命题，多多少少都让人感觉有些可疑、不太可靠。

以某“管理科学”专业重点杂志在某一年度评选的最佳论文选为例，我们看其中仅有的几篇和供应链管理略微有所关联的论文。其中一篇，是研究“裁员幸存者”的一些心理和行为变化及其作用机制。这个研究基于某些前置理论——例如某种“企业文化中的不确定性规避理论”，“社交交换理论”等等——来设计其研究方法，其中包括了调查问卷、量表的设计等。论文声称这些理论模型对于其中所涉变量“都有成熟的测量方法”。而在我这个外行看来，这部分前置理论顶多只能看作是不甚可靠的假说。论文所基于的问卷调查、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也是包含了太多的前提假设。同样，在我这个实践者看来，这些前提假设大多不切实际。如此，论文结论处的小心谨慎，也就在意料之中了：“结论：研究结果表明，在不确定性规避动机下，裁员会降低幸存者的工作满意度，提高他们的离职倾向，#裁员给幸存者的 “低回报”; 他们根据自己获得的“低回报”，降低对企业的付出，即降低组织承诺和工作投入。这个过程预示着裁员幸存者会重新评估自己在情感和利益方面的回报与付出，并使之在低水平状态下达到平衡。根据新的社会交换平衡结果，裁员幸存者与企业缔结低关系和高交易心理契约。这些交易路径揭示了裁员幸存者在低回报和低付出状态下，重新实现与企业社会交换的低度平衡，并据此改变心理契约结构，更加关注个人短期利益而忽视与企业的长期关系。”去掉这段话中某些拗口的生僻词语，论文的结论都是些显而易见的常识。作为一名每日和管理打交道的从业者，基本看不出要用复杂的数学推导出这些结论的必要。

这一年度最佳论文选中还有另外两篇论文，分别研究“谦卑型领导”和“交易型领导”这两种不同的领导风格在组织内的作用机制。它们在研究方法、前提假设、理论基础、以及在选题与结论上的寡淡方面，和前面这篇论文如出一辙。

## 管理理论的庸俗化

自从梅奥的霍桑实验之后，人们其实已经意识到在管理学研究对象——企业组织——的尺度范畴之内，很难再形成有效的受控实验。而类似问卷调查、统计分析之类的“纯观察”的方法，又无法做到理论模型中前提条件的真正“受控”。

某种程度上来说，霍桑实验恰恰代表着管理学理论的“庸俗”化转向。

霍桑实验原本是基于清晰的理论假设所设计的严格符合自然科学范式的科学实验——例如检验灯光强度与工作效率之间的线性关系——在反复调整控制变量后仍然得不到清晰的结论的情况下， 包括梅奥本人在内的管理学家转而在我们所说的第三类管理理论——也就是通俗理论的范畴之内，发表各式各样的见解。例如梅奥本人的“非指导性交谈”的建议，以及各种围绕行为科学、人际关系以及社会心理学的理论。他们无一例外，都不再是符合受控实验普遍可重复性的自然科学范式的理论。

有经验的管理者都知道，在某个企业中非常成功的管理者，到了另外一个企业很可能无法复制其成功模式。一个管理岗位的空降兵，也不可能仅仅使用某种管理学“普遍性知识”来实施管理，他必须花大量精力获取这一个别企业组织的“个别性知识”。这样的知识模式违背了“科学”的基本范式——那就是“普遍可重复性”。

维纳这样的数学家早已指出，在社会学领域运用统计方法往往受到“游程”的限制。此外，在类似企业组织这样的尺度内，多数的变量它很可能既不是单纯的因果性，也不是完全随机的（随机性是统计方法的前提假设），而是构成复杂的互为因果的功能耦合结构的内稳态——也就是所谓的“组织”。在某种负反馈结构中，还存在着由不确定性向确定性的转移——这构成某种不同于因果论结构的目的论结构。（^ 金观涛等，《系统医学原理》）在控制论、系统论的数学语言真正发展成熟之前，用现有的数学语言试图来描绘管理学的对象——某种与生命现象接近的组织形态——恐怕任何清晰的重大理论都得不到。

这也导致了管理学话语圈中一个特有的现象：比起一丝不苟地采用学术规范撰写的“管理科学”专业的论文，在真实的管理经验世界中尚存一丝影响力的理论，往往是那些用自然语言表达的理论——某种通俗理论。更有甚者，供应链领域某些流传甚广的理论，是通过“小说”这样的文学体裁发表的。典型的有TOC理论的代表作《目标》（^　高德拉特等著），以及S&OP理论的代表作《Enterprise sales and operations planning：Synchronizing demand，supply and resources for peak performance》（^ George Palmatier等著）

## “术语”的障碍

现在我们把焦点集中到这第三类管理学理论上来。在供应链领域，其典型代表有精益生产、TOC、S&OP、丰田生产方式（TPS）、戴明环（PDCA）、六西格玛等。

有学者认为，是专业术语差别导致的沟通障碍，造成了管理研究和实践渐行渐远的结果。这构成了所谓的“知识转移问题”。实践者难以理解学者们在表达什么，这使得学术圈呈现出一种“自娱自乐”的状态。（^ 李平等，《管理学术研究的“知行合一”之道》）

作为理科生，我很清楚行业内的特定术语确实会构成某种知识壁垒——让外行人听不懂。从事无线通信的工程师，必须知道GSM、GRPS、CDMA这些术语的含义。有些工程师在面试的时候讲不清楚这些术语的准确含义，这时候我们要问，是这些术语本身带来了学习的障碍么？这些工程师基本功不扎实，是由于这些术语导致的么？很显然，我们不能怪罪到术语身上，它们背后直接对应着清晰、严谨的理论。这些术语本身，没有在理论之外添加任何多余的东西。作为实践者的工程师，学习GSM原理的障碍，要么是你没有打好基础学科的理论基础，要么是你偷懒，和GSM这个术语本身没有丝毫关系。

管理学在理论与实践之间造成沟通障碍的，恐怕也不是“术语”本身。真正的原因，是这些所谓的“术语”，及其背后的理论本身，缺乏必要的“清晰性”。这些术语和上述那些无线通信工程领域的术语，虽然都被称作“术语”，其实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刘青峰与金观涛两位先生在《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一文中指出，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如果要建立类似与自然科学受控实验类似的严谨的理论体系，必须基于这样的理论构造方法：首先是理论本身的清晰性、预见性和可对比性；其次，这种清晰性并非针对某个孤立的理论，而是要在理论→实践→理论的循环中始终保持理论的清晰性。（^ 刘青峰、金观涛，《论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比较方法》）

在本文所谓的第三类管理理论中，某些管理学话语与其说是某种自然科学范式下的“术语”，不如说它们只是浓缩了某些管理学概念的“关键词”——类似韦伯所说的“理想型”（Ideal Type）。它们不一定来自于理论→实验→理论的循环推导，但它们仍然与理论→实践→理论的互动链条有着密切的关系。要实现这类概念的清晰性，需要满足以下这几个关键要求：

1，它不是无所不包的“超凡理性模型”。它只是从整体中抠出来的，经过了高度简化和抽象的一个子系统，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独立性。

2，理念模型——或者说子系统——内部的自洽性（即无矛盾性，或者说一致性）。

3，这种清晰性，必须贯穿整个与社会实践之间的互动链。而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也离不开其背后的整个互动链条的梳理。

4，很显然，这种结构子系统处在某种更大尺度或者更大范畴的系统结构之中，它只能是某种子系统。

有意思的是，一旦我们认识到了理论清晰性的前提要求，我们基本就能理解，为何在纯学术氛围中很难提出这一类具备理论清晰性的概念。因为它们并非如自然科学那样来自于某种理论→实验→理论的循环——这类循环在学术环境的实验室中可以验证，甚至可以通过数学的符号系统进行思想实验。而管理学的概念必须基于理论→实践→理论的互动链条。除非大学教授深入产业调研，否则任何纯理论层面的研究都无法在第三类管理理论中有所建树。

与其我们在学术氛围中自娱自乐，不断制造各种语焉不详的“术语”，还不如先去研究在现实的经验世界已经产生巨大影响，且稳固占据沟通场景的各种现存的“概念”。例如我们在供应链管理工作的日常，随时挂在嘴边的“精益生产”、S&OP、TOC、PDCA、六西格玛、ISO9001体系、阿米巴、第一性原理等概念。首先搞清楚这些概念的真正内涵，做到真正的“理解”，厘清哪些是清晰的概念，哪些只是“时髦的空话”，并将其背后的整个互动链条，以及其身处的整体结构梳理清楚，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将现有的理论构架向前推进，提出进一步的、清晰、可预测、可对比的理论模型来。

当我们从“清晰性”这个视角，来审视第三类管理理论，我们很容易发现，理论的清晰性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第三类管理理论的话语圈中，充斥着各种玄学家、机场管理学演说家、传销型作家以及心灵鸡汤。清晰的理论，需要抵制制造轰动效应的诱惑，也要抵制追求终极完备性幻象的诱惑。我们在其它推文中，曾经解析过不少表面上颇为吸引眼球的字眼，揭开面纱后发现也只是一些“时髦的空话”。在概念的清晰性这个方面，正式命名“精益生产”这个概念的詹姆斯·沃麦克，是其中的典范。

## 精益生产——理论清晰性的典范

沃麦克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国际机动车辆项目(IMVP)的研究主任，基本可以算是学术圈的人。原本他参与的研究项目，是一个“学院式”的研究项目，但到最后他决定不去写一份学院式的工作报告，而是通过几本专著，用非数学的语言来系统阐释一种新的概念——“精益生产”。

他的研究方法是最为基本的——比较方法，比较大规模生产（mass-production）与以日本丰田汽车为代表的精益生产模式。这种比较的视野，给其最终理论的清晰性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如何实现两种理论模型的比较研究？前提条件是，对于这两者模型的界定必须足够清晰。

在各种含混不清、界限模糊的论述中，不可能得到任何清晰的研究结果。单单从汽车行业的历史来看，丰田汽车的生产模式显然是突破了大规模生产方式的固有模式——福特创立这种模式在当时的欧美国家被奉为”圣经“。但要在理论层面辨析精益生产真正的另辟蹊径之处，则需要抽取更为清晰的“理想型”。

### 理想型的比较视野

首先要做的，是将大野耐一等人在实践中摸索出的生产方式，抽象、提炼为特定的理论模型。沃麦克曾经这样阐述他自己的理论与大野耐一等精益技术创始人的著作的不同之处：

“由于日本的精益技术创始人所采用的是自下而上的做法，大多数读者很难照这种方法去做。日本人所说、所想的大多是用于项目团队、采购部门、销售团队和生产现场的具体活动的具体方法，如专职产品开发团队、目标定价、计划的制定工作和单元式制造。虽然他们写了不少描述这些具体方法的书，而且其中也不乏一些具有深刻思想见地的（如大野耐一的回忆录），但是在把所有方法紧密联系，形成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方面，则大多词不达意。结果，我们遇到了许多这样的管理人员，他们对精益生产方式的整个体系一无所知，却想孤立地推行精益系统的各个部分。”—— 《精益思想》前言

我曾提出可以用沃麦克著作中的一句话来概括精益生产的理想型，那就是“与浪费针锋相对的思想”。

七种浪费（muda）是大野耐一在管理实践中整理出来的，它们分别是：“：（1）过量制造的无效劳动；（2）等活的时间浪费；（3）运送的无效劳动；（4）加工本身的无效劳动和浪费；（5）库存的浪费；（6）动作的无效劳动；（7）制造次品的无效劳动和浪费。”

在大野耐一那里，“浪费”这个概念停留在直观和常识的层面，本身难以提供与mass production模式之间的比较视野。实际上，在基本的理性精神层面，在IE工程的各种改善思路（以减少浪费为基本思路）方面，精益生产与大规模生产模式以及更早期的泰勒科学管理思想并无二致。寻找精益生产与大规模生产模式之间的真正分野，必须要求在理论模型上进一步清晰化。

《“理解”供应链——系统论视角下的供应链概念》

林峰 著

东方出版社

在《“理解”供应链》一书中，我曾指出，所谓“浪费”，其实代表了组织系统中的“无组织力量”。而“无组织力量”的背后，则是以“自耦合结构”为基础的“代偿机制”。正是在对待这种基于自耦合结构的代偿机制层面的态度上，精益生产与mass production的理想型，有着鲜明的差异。

当大规模生产模式在代偿机制的作用下被无组织力量——也就是各种浪费——逐渐侵蚀的时候，精益生产模式则将自己坚持定位为一种“一刻不得松弛的脆弱结构”。它对被称作为浪费的各种代偿机制，持一种毫不容忍的态度。

沃麦克在其著作中非常仔细的辨析了精益生产的模式与常规的MRP结构（其结构模型恰恰对应着某种自耦合结构，详见《“理解”供应链“》书中的分析。），混沌理论（同样基于自耦合结构）之间的分野。甚至与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之间，沃麦克也认为要划清界限。因为学习型组织显然也是基于某种封闭的自耦合结构。而沃麦克的精益生产模型，则必须始终处于一个线性因果链结构之中——即所谓的“价值链”结构。

基于这种清晰的比较视野，理论研究者才能对精益生产的核心思想有准确的把握，由此我们才有可能将其放置到一个“理论→实践→理论”的互动链条中去真正的“理解”，去辨别理论的自洽性与完备性。

### 理论→实践→理论的互动链条

精益思想理论之父詹姆斯·沃麦克在其提出“精益思想”的第一本书《改变世界的机器》中曾明确指出：

“任何一个新的概念都不是平白无故地一蹴而就的。更确切地说，新的概念都是在老概念已显得不复有效的情况下才出现的。精益生产方式也正是这样。它是在一个国家的特定时期内兴起的——当传统的概念对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看来已不适用了。因此，要充分了解精益生产方式和它的由来，就必须追溯到很久以前，事实上要追溯到19世纪末汽车工业的起源时期。” （^ 沃麦克《改变世界的机器》）

在理论清晰化的前提之下，一个理论→实践→理论的互动链条才能一点一点清晰地浮现出来。

管理学理论始于泰勒的科学管理运动——这无疑是高度清晰化的管理学理论，否则泰勒不会毫不客气地将其冠名为“科学”。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正是如火如荼的大批量生产模式。以福特为代表的企业，在控制对象（包括工人的肢体动作在内）的标准化、程序化，加工工艺的精确化，零件的可互换等方面不断实践科学管理的理论。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标准化与程序化所创造的组织的知识，掌握在控制主体的手中，从而出现了最早的“知识工人”，形成了德鲁克所说的“知识社会”。

而这种实践结构的不断扩张，由于互为因果的功能耦合形成的多层次功能耦合组织系统，必然会出现系统论原理所规定的“无组织力量”。

组织理论已经指出，随着组织系统的生长演化以及不断复杂化，无组织力量是必然要出现的。这种无组织力量并非外来的恶意捣乱，而是系统原有的功能所发生的异化。一些所谓的刚性约束的背后都是系统内原本存在的因果律，就好比农作物有其生产周期一样。从科学管理到福特的大批量生产实 践，是一个不断将系统的各种前提条件纳入可控条件集合的理性化过程。人们在早期利用科学革命所带来的技术进步，通过精确化、程序化消除了最初的无组织力量，在组织工程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催生了大批量生产的工 业。但随着最初的成功所带来的组织自身的生长和扩展，产生了新的无组织力量。当福特的继任者们在抵御无组织力量的道路上渐渐显出疲态的时候， 在汽车工业内部逐渐滋生的是各种功能异化和代偿机制，它们表现在越积越 多的库存、生产线末尾大量的返工品、供应链垂直整合的失效、事业部之间 愈加无法弥合的分歧、劳资纠纷以及高企的运营成本……此时，新兴的斗志旺盛的日本汽车工业接过了这个接力棒，他们再次从内心的精神气质开始重 新纯化对理性的追求，将福特的大批量生产理论改造为精益思想武装自己， 开辟了抵御无组织力量的全新战场。精益思想将工具理性的价值追求进一步 推向极致，希望彻底杜绝“浪费”，把一切偏离可控条件集的变异度重新恢 复为可控，同时将“拉动”作为保持子系统之间有效功能耦合的手段。

精益sensai们的行动，某种程度上正是现实世界的实践对于理论的反馈。这时候需要理论家做出新的理论总结，和下一步实践的明确指导。以沃麦克为代表的精益思想家正是做到了这一点。与此同时，随着精益思想产生了巨大社会影响力，其思想遍及社会实践各个领域，由此带动的庞大的社会实践，必然也会进一步产生对于理论修正或者进一步完备化的反馈。实际上，在沃麦克的著作中，已经开始了对某种实践反馈的反思和总结。这一切为接下去新的理论发展开拓了清晰的前景。

### 自洽性——迫使理想型之间的鸿沟凸显

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对理想型做了如下界定：“这种思想图像将历史活动的某些关系和事件联结到一个自身无矛盾的世界之上面。这个世界是由设想出来的各种联系组成的，这种构想在内容上包含着乌托邦的特征，这种乌托邦是通过在思想中强化实在中的某些因素而获得的。”

在【供应链管理的理论能做到“智性诚实”吗？| 从精益思想谈起】一文中，我认为：保持理想型的自洽性，并非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在任何一个命题系统中，这种自洽性与其理论体系的完备性之间，总是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关系。

与MRP、混沌、学习型组织等概念之间划清界限，原本就是将精益生产的理想型逻辑自洽地贯彻之后必然的推论。为此，沃麦克要冒着使整体结构变得“脆弱”的风险。这实为一个真正的理论家在理论自洽性上的敏感与坚持。为此，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其体系完备性的缺失。

我要说的是，这种敏感与坚持所形成的自洽性与完备性之间的张力，绝不是对理论的伤害。相反，唯有如此，理想型之间的鸿沟才能够被发现，精益思想的结构与以MRP，chaos为代表的自耦合结构之间的比较研究才有可能。

#被韦伯称为“智性诚实”（intellectual integrity）（Integrity与honest有细微的不同，前者更强调某种人格的完整性，而这种完整性来自于“内心上一致”，也就是韦伯说的“可以在内心上一致并因此见人格之一贯”）的可贵精神。

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的讲演中对世纪之交的青年人说道：“在教室的范围内，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实的智性诚实。”

相比较而言，在我们所谓的第三类管理理论中，更为常见的，则是五花八门的完备性幻象。它们强行制造理论完备性的两个基本手段是：

1，罔顾命题之间的自相矛盾，或者逻辑上的巨大鸿沟，强行推导；（譬如常见的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实然与应然之间的逻辑鸿沟。）

2，借助语言含混的玄学。（20世纪的分析哲学与数理逻辑曾经清扫过这个垃圾堆，但管理学领域的很多角落被遗漏了。）

### 管理学通俗理论该如何发展

理论的清晰性，尤其是在整个“理论→实践→理论”的互动链条中始终保持的清晰性，给理论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

精益思想作为一个理论清晰性的典范，依然不能保障理论的完备性。在这个互动链条的不断延申中，必然会出现对于理论的各种反馈。为了回应这种反馈，理论界必然会继续理论创造的工作。但如果我们继续坚持理论的清晰性，我们所创造的新理论，就应该如上文中沃麦克所说的那样，首先应该追溯到之前的这个互动链。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当前的第三类管理学理论，也即所谓的通俗理论，还远未实现我们所说的“清晰性”。这里面充斥着各种语言含混的玄学，以及生搬硬套的“高级迷信”和“时髦的空话”。

面对用各种文学体裁来阐释的各种管理学概念，我们首先碰到的问题可能是如何做到真正的“理解”：一是要进入阐释者的整体概念结构，另一个方面是要梳理出其背后整体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链条。这将是一条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理论发展之路。

#供应链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