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华录》里的东京城,到底有多繁华?

文 | 米粟

一部《梦华录》,半部创业史。从门可罗雀的“赵氏茶坊”,到被茶坊同行竞相模仿的“半遮面”,直至开张了北宋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最好的酒楼“永安楼”,赵盼儿和她的“北宋合伙人”,以优质的服务和独特的品牌营销方式,叱咤东京餐饮业,更引得当朝皇帝慕名微服出宫品尝。

最近的网络热播剧《梦华录》,不仅让观众见识了女主赵盼儿的营销之道,更让人们一睹北宋的城市喧嚣。

一个从钱塘北上的“外来妹”,果真能这么轻松地在东京的商业竞争中脱颖而出吗?一度被认为“积贫积弱”的宋朝,真有剧中如此繁华吗?

《梦华录》里的东京城,到底有多繁华?

电视剧《梦华录》剧照

夜市未了,早市开场,甚至还有鬼市

宋朝在历史上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被认为是“积贫积弱”,最早来源于钱穆国史大纲》的一篇文章。然而,这一说法在近年来也受到一些质疑。

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赵冬梅在其著作《人间烟火》中写道,“按照最保守的估计,11~12世纪,北宋东京的人口在120万以上;而欧洲的中心城市巴黎在13世纪时,人口才刚刚达到24万;僻处一隅的伦敦在12世纪时的人口是3万,13世纪才达到了4.5万人。”

欧洲人记忆中的伦敦,“街道非常窄小,大部分都未铺上石板,整天都挤满了人、狗、马和猪。街道两旁排满房屋和店铺,在缝隙处填着稻草。”拥挤、肮脏,给人的感觉实在谈不上愉悦。

再看宋朝人记忆中的东京,却是另外一番景象。宋朝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不惜笔墨,用绮丽的词句赞美了东京,“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

大街小巷绿柳繁花,茶坊酒肆莺歌燕舞,夜色阑珊,更是意兴不减。就人口和物流规模而言,北宋东京的确是当时世界上最繁荣富足的城市。尤其是入夜之后,还颇有“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的景象。

《梦华录》里的东京城,到底有多繁华?

电视剧《梦华录》剧照

可是宋朝之前,出于管理需要,历朝政府都施行宵禁制度,坊和市分开,采取封闭式管理。即便是繁华如梦的盛唐时代,城、坊、市门也必须日头一落就关闭。

入夜后,甚至燃烛张灯也有限制,一年中只有正月十五到十七日的三天,才允许观花灯、做买卖,其余夜晚,人们是不得在户外从事任何活动的。可是谁家晚上还没个急事呢,有事还不能出门,确实有些不近人情。

直到宋朝,城里人才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夜生活。《宋会要辑稿·食货》中记载:“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二日,诏‘开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来,不得禁止。’”也就是说,太祖赵匡胤允许夜市可以营业至深夜12点。

到了宋徽宗时期,东京的商业已发展到鼎盛时期,夜市更是盛况空前。没有了营业时间的限制,店小二不得不深夜三更(23:00-1:00)下班,凌晨五更(3:00-5:00)又要上班,繁华地段的夜市更是通宵不绝。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州桥夜市和马行街夜市。

夜市未了,早市开场,间或甚至还有鬼市(当然不是为小鬼们开的,而是黑市),东京城完全变成了一座不夜城。如此也便应验了辛弃疾的那句“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

那么,琳琅满目的东京市场都卖什么呢?

都城居民的“快乐星球”

北宋画家张择端的那幅《清明上河图》,想必大家都知道。如果仔细端详,千年名画之上,一眼望去,尽是满满的商业气息——美酒、美食、民宿、医馆、占卜……

不知大家是否留意过《水浒传》中,杨志卖刀的街市之一,就在马行街。电视剧《梦华录》中,赵盼儿的茶坊也选在了这里。这里也是酒楼聚集地,人声鼎沸、车水马龙。

根据《东京梦华录·酒楼》的记载:“在京正店七十二户……其余皆谓之脚店。”这里所说的七十二户正店是经过官方批准,有能力和规模可酿酒的大酒楼,通常资金雄厚、实力不凡;而脚店可不是什么“洗脚城”,指的是那些没有能力酿酒,只能从正店批发酒水的小店。

说到正店,有一处堪称东京城的“五星级酒店”,那就是——樊楼。

《梦华录》里的东京城,到底有多繁华?

电视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剧照

樊楼位于东京宫城东华门外景明坊,算得上七十二正店之首。樊楼有常备的自酿好酒,名叫“眉寿”“和旨”。据《宋会要》的记载,当时,樊楼每天上缴官府酒税就达二千钱,每年销售官酒竟至五万斤。樊楼的营业额还会经皇帝亲自过问,足见樊楼在东京餐饮业中龙头老大的地位。

除了马行街,还有一处“网红打卡地”当属东京城的州桥夜市了,这是一条名副其实的“美食街”。不仅有各种小吃和水果,商家们还会根据时令节气,煎炒、熬炖、蒸煮、凉拌,实可谓“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尾儿,烧花鸭、烧雏鸡儿、烧子鹅……”珍馐美馔,应有尽有。

如果不想出门吃饭,可还馋饭店那口,外卖服务在现代人看来非常轻松,在宋朝的东京城一样不难。《清明上河图》中就能看到一个系着小围裙、拿着食盒的外卖小哥,出现在一家叫做十千脚店的店铺前。

《梦华录》里的东京城,到底有多繁华?

北宋·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局部

没有智能手机,也不妨碍东京人享受生活。东京城的外卖不仅能走陆运,还能走水运。小巧精悍的一叶扁舟,满载羹汤、蔬果、酒水,甚至茶百戏,游走于湖水之上,穿梭自如,这样的外卖小船俗称湖船。你看,东京外卖小哥的坐骑可不只有电动自行车这么简单,是不是比现在的外卖服务还高能。

大流量和高消费促进了宋朝的酒店管理和服务标准,酒店提供包间供客人挑选,还能请歌姬助兴。说到娱乐表演,不能不提东京城的“勾栏瓦舍”。

瓦舍又叫瓦子、瓦市瓦肆,早期是简陋的民房,有艺人在里边表演节目,后来渐渐发展成为集歌舞表演和商业表演等为一体的休闲娱乐场所。酒足饭饱之后,在这里听个小曲、赏段琴艺、看场杂剧,或许这就是古人的“快乐星球”吧。

就是一盏省油的灯

孟元老在《东京梦华录·卷二》中曾写道,“凡京师酒店,……向晩灯烛荧煌,上下相照”;最豪华的樊楼,“珠帘绣额,灯烛晃耀”。如此丰富的夜生活,自然离不开宋朝照明技术的长足发展。可以说,没有照明技术的进步就没有宋代夜经济的繁荣。

宋朝曾设有“四司六局”的服务机构,类似于现在的婚庆服务公司。倘若有意大摆宴席,可雇佣“四司六局”承办全部流程。在“四司六局”中,又设有“油烛局”,职责便是“掌灯火照耀、上烛、修烛、点照、压灯、办席、立台、手把、豆台、竹笼、灯台、装火、簇炭”。如此可知,宋代的百姓生活中常常用到蜡烛。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哲宗年间,定州采购的防城器具计有“松明一十四万一千六十二斤半,桦烛一百一十四万四千五十二条,估定合用物料价钱二万二千九百九十七贯二十七文”。如果我们忽略掉松明与桦烛的价差,则可以计算出,每根蜡烛约20文钱,相当于一名城市平民日收入的十分之一。这个价格,显然是一般市民都消费得起的。

尽管如此,点蜡烛的成本还是高于点油灯。南宋的读书人“每夜提瓶沽油四五文,藏于青布褙袖中归,燃灯读书”。你看,彻夜点灯,也才耗油4~5文钱。而通宵燃烛,少说也需要3~5根蜡烛,却要花费50~90文钱。

宋朝医生庄绰在《鸡肋编》中介绍了各种油脂和其使用方法。其中的大部分油脂既可以食用,又可以用来点灯。这反映了宋朝人对这些油料作物的充分利用,也反映了宋朝榨油技术的进步。

我们现在常说的“省油的灯”也在宋朝得以推广。这种油灯盏壁是一个中空的夹层,侧边有一小孔,从小孔可以往盏壁内注入清水。灯油放在盏上,清水可使盏温度降低,减少燃灯时灯油的挥发,从而达到省油的目的。陆游曾写道,“书灯勿用铜盏,惟瓷盎最省。”

宋朝还发明了灯罩与挑灯杖,更加助力了东京城的“点亮工程”,使人们越来越喜欢流连于夜色,不再只是传统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商贾不通,财用自困”

中国古代的历朝统治者大都推行重农抑商的政策,对商业并不重视,甚至是采取打压政策。但是宋朝单单独一份,不仅商业发达,夜市也得到了兴盛,让后来的元明清时期也难以超越,这离不开宋朝统治者对商业的扶持。

经历了五代十国的连年战乱,民众都迫切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宋太祖赵匡胤在建国之初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杯酒释兵权”,收回将领手中的兵权,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政权的稳定,维护了国家的主权。

此后,太祖推行以文治国、重文抑武的基本国策。面对周边的军事强国,硬拼自然是打不过,宋朝就拿钱搞外交,如此也就得到了“弱宋”的名号。不过,避免军事战争而发展经济,一方面可以减少战争伤亡,避免百姓遭受战火煎熬;另一方面,可以减少征战的时间和土地,用以休养生息,以此更好地发展经济。

然而,用中国传统的农业税收来充当国家的“保命钱”是远远不够的,宋朝统治者开始转向商业税收,并形成了以商业税收为主要税收的局面。宋朝的很多皇帝都颁布过保护商贾和减免税收的诏书,同时还对各级官吏压榨商贩的行为制定了明确的处罚条例。

宋代的商税分为“过税”和“住税”两大类。在《宋史·食货志》中就有记载二者的税率:“行者赉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鬻谓‘住税’,每千钱算三十”。

“过税”即是商品流通税,专向贩货的商旅征收,商旅沿途经过税务,按其货价的2%收税,此即“过税”。“住税”是买卖交易税,凡开店的商人在当地做生意,或行商到其他地区,该地税务按其物价的3%收税,即为“住税”。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建立了完备、严密的商税网和专职的商税机构。

然而,宋朝统治者不只收税,在税收管理上也有很多条条框框。

例如,宋太祖建隆元年(960年)就曾“诏榜《商税则例》于务门,无得擅改更增损及创收”。就是说,税收条款必须张贴于税务、官署的墙上,以此彰显公开透明,便于互相监督,“非则例所载,商旅可以拒纳并越级上诉”。如果税务部门私收税款,商人们还可以越级上诉。

良好的营商环境,不仅给宋朝的商人们带来了的安全感,商人的地位也随之有所提升。这也是电视剧《梦华录》中,女主赵盼儿能够在北宋东京城放心做生意的一大保障。

宋仁宗曾在一道诏书中称,“商贾不通,财用自困”。正是由于宋朝实行了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法规,规范了商税行为以及商税的征收与缴纳,宋朝的商业才得以发展与繁荣,并成为中国历史上商品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

参考文献

《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三十一章“贫弱的新中央”,钱穆,商务印书馆,2019。

《人间烟火》第三章“‘东京梦华’的月亮背面”,赵冬梅,中信出版集团,2021。

《欧洲中世纪史》第10版,[美]朱迪斯·M.本内特、C.沃伦·霍利斯特,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宋:吃货的黄金时代》第二章“舌尖上的大宋”,刘海永,河南文艺出版社,2020。

宋代的商税法律制度,金珍珍,北京法院网,2011-12-05。

来源: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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