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3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冬季攻势夺占四平后,长春就孤悬在松辽平原上了。
有人称之为“死城”,有人称之为“陆上孤岛”。
坐镇这里的“剿总”副总司令兼1兵团司令郑洞国,被称为“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然而,尽管长春已经是一座死城,但也是一座堡垒、要塞,国民党的喉舌中央社曾称长春防线“坚冠全国”。
长春不仅工事坚固,守军也很顽强。新7军麾下的新38师是驻印军的老底子,能征善战。60军是滇军,对于防守很有一套。
一纵和六纵曾试打长春,苦战一番只拿下了大房身机场。
不过对于一心求稳的林彪来说,孤悬在松辽平原的长春,非打不可。
1947年冬季攻势后,林彪就谋划打长春。辽沈战役前,东北野战军大练兵的口号,就是“练好兵,打长春”。
甚至在辽沈战役开始后不久,兵临锦州城下的林彪,一度还要回师长春。
远在西柏坡的毛主席则认为:长春越晚打下来越有利,我们可以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牵制沈阳一部与大部敌人。
黑土地大决战犹如对弈,长春犹处围棋上的“眼子”,左右整盘棋的走向。
事实证明,拿下长春不到一个月,东北全境即告解放。
短期内打不下,林彪改为久困长围,准备将敌围困到山穷水尽时再动手,这无疑是最佳军事选择。
5月中旬,四野成立以萧劲光和萧华为首的围城指挥所,
6月22日,由12纵34师与35师,6纵18师及独6师,7师,8师,9师,10师、11师组成的围城大军,先后进入指定地域。
6个独立师在前面组成第一道包围圈,各师以2/3兵力,以50米一个人的密度,对城内进行封锁、监视,余下为预备队。
12纵以主力布置在城西和西南敌人主要突围方向上,其余在其他方向进行策应,构成第二道防线。
开头,包围圈达70公里。12纵司令员钟伟,看好土质特点,组织部队挖地道进行爆破,连续拔除据点。
各独立师如法炮制,将包围圈缩减到50公里左右。
敌我双方最近处只有百把米,彼此吃的什么饭都能看见。
可对长春守军来说,目前最要命的不是“共军来攻”,而是粮食见底了。
3月1日,长春市长尚传道上任伊始,就大抓粮食。3月4日,将中央信托局长春分局贮存的50万公斤大豆全部买下。
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批大豆,保证了公教人员不致饿死。
5月,又对全市进行人口和存粮普查,发现民间存粮只够吃到7月底。
7月初,蒋介石致电郑洞国:“尽收长春人民所有粮食物资,由政府统一分配。”
尚传道对郑洞国说:“民间存粮已快吃光了。由政府没收,也收不到多少。”
“而且在饥饿威胁生存之际,我无法保证职员廉洁奉公。此举徒然骚扰人民,毫无裨益,我办不了。您要遵命办理,请您另选市长。”
谁当这座死城的市长也是死棋。饥肠辘辘的士兵,见到谁家烟囱冒烟就去抢,再砍树木,拆房子,后来干脆挖马路取沥青烧饭。
郑洞国下禁令,尚传道在报上发表谈话,号召“饿死不抢粮,冻死不拆房”,好像他们是不吃五谷杂粮的神仙。
6月起,军粮主要依靠空投。蔚蓝色的天空上,几架银灰色飞机翼下,降落伞一顶顶绽开。
那情形就像几只悬空的吊瓶,在为一个垂死的病人输液。
十余万守军,每天正常耗粮不下5万公斤,需要40架次飞机才能保障。
实际最多也没超过20架次,一般都是10架次左右,天气不好,一架也来不了。
飞机一来,城外高射炮就开火,所以不敢低飞,就在3千米高空投掷,有些就飘到城外送给解放军了。落在城里的,也常被居民抢去。
城里有空投指挥所,统一分配空投粮食。可降落伞没落地,饥饿难耐的士兵就一拥而上。有些部队抢到就私分了,有的甚至为此发生械斗。
郑洞国亲自下令:“倘有不顾法纪仍敢私自抢藏者,一经查获,即予就地枪决。”真枪决了一些,但能斩尽杀绝吗?
后来不用伞了,直接投掷。一袋袋粮食像炸弹一样飞速落下,老百姓坐在家里祸从天降,没砸死就算因祸得福了。
当然粮食被搜走,人也被抓走的,也不在少数。落在地上也摔个稀烂,更有许多袋粮食没了影儿。
士兵们赶着大车沿街搜寻,房屋挤挤匝匝,哪里能看得真切?
战马杀光了杀狗,捉猫,捉老鼠,打鸟。天上飞的,地上走的,一切可以送进嘴里的东西,都成了捕杀对象,再狼吞虎咽送进胃里。
与食物量成反比扶摇直上的,是物价。
1946年初,新1军和新6军等部队向长春攻击前进时,杜聿明出赏价100万元东北流通券,奖励首先进入长春的部队。
到1948年这笔重赏还买不到3两高粱米。
长春变成死城,精兵变成困军,“坚冠全国”的工事成为无用之物。
从6月起,正规军每人每日定量1斤5两,高粱、大豆各一半。7月1日,开始减到9两。
8月初,长春城内绝对王牌——新7军新38师每周还能吃顿大米饭,60军182师用1/3高粱掺大豆吃,余下4个师按人头发五千元流通券,各连自己买,买到什么吃什么,买不到就饿肚子。
每人每天菜金只够买半条黄瓜。地方保安部队连半条黄瓜钱也没有,一切全靠抢,抢到什么吃什么。
9月中旬,60军一些部队开始吃糟糠、豆粉、酒糟。官兵夜盲、腹胀、盗汗、晕眩,浮肿……疾病越来越多。
10月后,一些部队别说突围、打仗,放开大路随便走,也走不到沈阳了。
60军起义出城后,军长曾泽生下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好饭好菜不可多吃,以免把胃吃坏了。
俗话说“攻心为上”,毛主席要求围城部队及时采取“政治攻势”,瓦解守军斗志,于是,各连马上成立喊话组,前沿阵地2.5公里左右设一个广播站。
一到晚上,高音喇叭和自制的土喇叭,一齐“开火”,叫,兄弟,喊老乡,唤子索夫,指名道姓,四面八方,几里纵深,全被这声音覆盖了。
——蒋军弟兄们,你们内无粮草,外无救兵,一点指望也没有了。再过俩月不用打,自己就垮了!这一点你们自己最清楚。你们都是穷苦人家子弟,饿肚子守城为谁?
——共产党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蒋介石和四大家族、地主老财才是穷人的死对头。
——枪是老蒋的,命是自己的。你们要看清形势,为自己也为家中亲人想想,趁早弃暗投明,跳出火坑,我们随时都在欢迎你们!
——蒋军弟兄们,我们这里有热饭热菜,早拖枪到招待所登记,早一天不挨饿!
——60军的弟兄们,听岀来了吧?我是云南曲靖人,原184师的,海城起义的。
老乡们,蒋介石抓了龙云,又把咱们赶到东北给他卖命,冲锋打头阵,退却当掩护,死了的那些弟兄多冤哪!
现在,新7军吃大米白面,60军喝野菜稀粥,老蒋不把咱滇军当人看待呀!你们在这里受罪,父母和妻子儿女在家受苦,日夜盼你们回去。
共产党是仁义之师,对咱起义投诚官兵可好啦!愿意回家的发路费,想留下的跟我一样……
——60军182师545团朱云团长请注意:朱团长,你素怀报国救民之心,投笔从戎,转战湘鄂赣滇,抗战有功,人民一笔一笔都给你记着。
但是,你现在替蒋介石打内战,是没有任何前途的。滇军老前辈张冲将军,希望你认清形势,率部弃暗投明。何去何从,请你速作抉择……
——新7军暂编56师2团3连的张二宝子,我是你妈呀!我的儿啊,你还活着吗!饿什么样了?我和你爹爹天天哭呀!
你爹病了,我这眼睛也快瞎了,想你呀!
共产党对咱家可好了,分了地,没人种,政府给种的。政府说了,你回来什么事儿没有。
前院和后街的狗剩子、四柱子都回来了,你快回来吧!我的二宝儿啊,你听见了吗?……
——新7军暂编61师3团8连的王大田,我是你媳妇素花呀……
除了喊话,我军还利用国民党家属做工作。60军撤退吉林时,30多名随军家属被俘获,我军一律待之以礼,经教育后送回长春。
长春成为死城后,一些家属又化装成难民,纷纷出城逃生。
通过哨卡时,很多家属被真难民指认,我军哨卡不难为她们,有的还从优接待,并通知沿途给予关照。
她们后来写给丈夫的信中,结合耳闻目睹身历,讲了许多共产党好话,成了义务宣传员。
国民党一看,这哪成啊,也搞起心战,和我军对着干:
八路弟兄们,过来吧!我们这边吃大米白面,还有美国罐头。
蒋军弟兄们,你们当官的讲的是真的吗?
是真的,你们投诚到长春来吧,愿干的留下,不想干得发路费回家。
你们自己能离开长春一步吗?
我们有飞机,用飞机送你们回家。
笑话,你们的飞机敢下来吗?机场都被我们占了。
讲不过,国军就朝我军宣传喇叭的位置打抢,打一阵就静静听着,直接搭上话了:
—缴枪真的不杀吗?愿回家的真让回家吗?一真的既往不答吗?对新38师也一样吗?我们当官的说、八路最恨新38师,过去不是扒皮,就是活理。
这边就让新38军投设过来的官兵讲话,那边又喊八路兄弟,我们饿得前腔贴后腔了,能不能让我们吃一顿。
这边就说,行啊,来吧。那边举着白旗就过来了。
接待的大都是老乡,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绝大部分过来就不回去,回去的都是想立功的,三言两语又拉过一批来投诚。
这还了得!郑洞国颁布连坐法:3人一组,1人逃跑,2人枪毙。每连逃亡3人以上,连长枪毙。
开头执行很严厉,60军暂21师2团有个班,闲唠时发牢骚,说“走个毬的”,被告密。兵团司令部未经过军长、师长,就将这个班和排长全抓走枪毙了。
本想杀一儆百,反倒激起公愤。60军一些官兵扬言“要报仇”、“拼了”,连新38师也有人说:“太过分了。”有的连队跑多了,连长害怕被枪毙,干脆带领全连投诚。
先是地方保安部队,接着是60军,后来连王牌新38师也成班成排地跑了。从6月25日至9月底,长春共逃亡官兵1.37万人。
3个月时间跑了1万4,数量不可谓不多,然而长春守军足足有10万人,如果照这个速度,最起码也得有半年才拿下长春。
我军当然不会只靠一条腿走路,按毛主席的指示,前线“攻心”的重点,放在了千里迢迢从云南来长春打仗的60军身上。
海城起义的原184师师长潘朔端被任命为围城指挥所副参谋长,专门搞“策反”。滇军大将张冲也来了,向老部下喊话,指名道姓的。
设在中长路理事会大楼(今长春铁路分局)的60军军部里,军长曾泽生站在窗前,望看窗外花骨朵儿似的鼓着叶苞的杨树,沉思默想。
从军长到士兵,60军官兵这一刻最想念的,也就是遥远的家乡和亲人了。
台儿庄大捷后,日军大举增兵鲁南,图谋攻取战略重镇徐州。60军奉命在台儿庄、禹王山一带,抗击坂垣的5师团和矶谷的10师团。
那是真正的战争,那是滇军出滇抗战的第一战。天上地下,日军的火网简直密不透风。
27个昼夜,红天血地,滇军健儿拼死搏杀。唱着军歌赶来的4万人,离去时只剩下两万。
但是,他们终于守住了自己的防线,使日军重占台儿庄直取徐州的企图不能得逞。
两万兄弟倒在中原大地上,唱着军歌再来两万!
“我们来自云南起义伟大的地方……”在中华民族的抗战洪流中,一支带着滇地特色的队伍,转战大江南北,前仆后继,万难不屈。
最后一幕,是在北纬16.1度的越南土伦。
一场豪雨,把山川、原野洗得一尘不染。热带酷烈的阳光下,全副武装的60军官兵肃立在操场上,雄赳赳,气昂昂,英姿勃勃。
对面,是日军三十八军团混成旅团的队列。那队列也够整齐的,只是再也没了“武士道精神”,就像一群灰颓颓的木偶。
旅团长白水大佐,一个留着两撇高傲的八字胡的矮壮军人,正步走到曾泽生面前,立定,敬礼,报告日军投降部队番号,自己职级和姓名。
然后,垂首弯腰,将一把指挥刀毕恭毕敬地捧呈上来……
只道出国受降是60军的光荣,没料想却是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计!
五华山解决了龙云,黑土地再收拾滇军:冰天雪地,背井离乡,“不死不生必死必生,置之死地而后生“——你死我生!
明明是借共产党刀杀滇军,却叫你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滇军离滇,已是虎落平阳,一条对角线送来东北,又被分割使用:93军放到辽西,热河,60军摆在中长线。
60军3个师又被瓜分,全部配属了中央嫡系主力。
184师3个团,一个摆在鞍山,一个摆在营口,大石桥,一个摆在海城至汤岗子间,成了各管一段的铁路警察。
偏又冤家路窄,顶头上司,竟是那个收拾了“云南王“龙云的杜聿明。
异性之间多说几句话,中国人会生出许多是非,同乡凑在一起在蒋介石眼里,那八成就是要谋反了。
184师海城起义更叫曾泽生心惊胆战,每天都在担心——老蒋会不会趁机找借口解散60军。
1947任秋吉林保卫战后,60军开战役检讨会,曾泽生在主席台墙壁上挂张古画,画面上是一只怒气冲冲的大狮子,把一群小狮子推下了悬崖。
曾泽生指点着说“这幅画画的是大狮子考验小狮子能力的情景。狮子就是用这样严厉而残酷的办法,训练小狮子的。”
“据说小狮子堕岩后如果不死,大狮子就承认是它的好儿子,把它领走。如果小狮子堕岩跌死了,大狮子就毫不怜惜地丢下尸体走了。”
我们部队现在的处境,也和这幅画上的小狮子的命运相似,我们在这座孤城里,是接受上级最严酷的训练和考验。”
“如果我们不坚强,就会被毫无怜惜地消灭在这里,所以我们必须振奋起来,以图自保,接受更加严峻的考验。”
像小媳妇一样战战兢兢,又要像狮子一样凶狠冷酷在夹缝中挤杀出一条生路
184师在东北,被歼灭4次,又重建4次,最后和93军一道覆灭在锦州。另两个师182师和暂21师也屡受重创。
不过,60军对阵东野也有上乘表演,吉林保卫战,“小狮子”摔得血肉模糊,终于守卫成功。
团山的182师546团两个加强连,打得只剩6个人,其中5人重伤,阵地才被我军攻占。
1948年3月,曾泽生撤出吉林,事先周密筹划,行动时又快速行军,甚至被路透社称为“东方的敦克尔克”。
60军本来装备差,待遇低。收缩吉林市后,吉林省主席梁华盛,不准60军进驻省属公产房屋。
无奈,部队只好住进伪满营房,空闲民房和寺庙。军需给养,很少按时供给,新兵增补,要到锦州找93军同乡解决。
驻地分散,供给拖欠,官兵愤懑,军纪难以维持。梁华盛大骂:什么60军?60熊!军不军,民不民,一群乌合之众!
陈诚上任后,在长春召见驻军长官,训斥60军:以后谁的军风纪不好,就取消它的番号,把它编掉,我陈辞修决不客气!
躲过了国民党叫嚣撤编的暗箭,逃过了解放军围歼战的明枪,没想到现在却被困在长春这座孤城里。
中上个头,一副标准军人姿态的曾泽生,是个性格内向,做事精细,不动声色的人,他此刻的心头,波翻浪涌:
守?即便“共军“不攻,也没几天守头了。跑过去的捡条命,留下的都将像老百姓一样,横尸街头。
突围?他曾探问过新7军军长李鸿:“突围,60军是没希望了,你们还是可以的。”
谁知,当年跟着孙立人远征印缅的优秀将领李鸿,此时也打了退堂鼓:
“新38师都靠不住,现在是师长有师长的算盘,士兵有士兵的想法。简直是离心离德!现在是围在城里,还能这样守着。出去就散了!”
连王牌中的王牌都靠不住了,在饥饿面前人人平等,现在是谁能吃饱饭,谁才是王牌。
可为了吃口饱饭,就跑到和自己打了两年的“八路”那边去,任哪个军人也不会甘心。
5月中旬,184师511团团长张秉昌和544团副团长李峥先,被俘后释放回来,劝他“反蒋起义”。
他冷冷地道:“我已经对不起龙云了,现在还要我再对不起国民党吗?让我当倒戈将军,做不到!”
和张秉昌、李峥先一道来当说客的暂21师师长陇耀,一年前还是个坚定的“拥蒋派”。
他的亲生女儿受共产党派遣,和母亲从云南来到东北,铁血硝烟中,猛见微微甜笑的妻子,青春焕发的女儿,多少夫妻恩爱骨肉情,可一谈到“反蒋起义”立刻反目成仇。
在海城率184师起义的师长潘朔端,战役初期也是决心顽抗到底的。有两个连长作战不力,立即将两人当场枪毙。
果子不熟透,是不会从树上掉下来的。
曾泽生19岁从军,23岁入黄埔3期,从扛着重机枪的军士升到军长,在他看来,蒋介石是国民党政府的领袖,就代表正统,更别提麾下还拥有几百万军队和美国人的支持。
而且在滇军将领中,他是为数不多的“天子门生”,面对蒋介石可以叫一声“校长”,这可是多少国民党军杂牌将领梦寐以求的待遇。
曾泽生率60军从吉林成功退守长春后,蒋介石亲自写信,祝贺他成功指挥吉林撤退,并晋升他为1兵团副司令兼60军军长。
他感恩戴德,如获至宝,并请了长春一流古玩商,将蒋介石手迹裱好珍藏。
更强烈的是地方观念。从一个小地主的儿子到滇军高级将领,他是龙云和卢汉一手提拔起来的。
入越受降前滇军整编,多少人瞅着60军军长这个宝座,其中还有龙云的“龙子”。结果,却是“忠实可靠,治军得力”的他成了“军座”。
为了“云南王”的基业,封建军阀也是颇有眼光的。而曾泽生们为报答知遇之恩,也不遗余力,两肋插刀。
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擎着“青天白日“旗的滇军,第一面旗帜上写的是一个“滇”字。
五华山枪响,蒋介石指使杜聿明收拾了“云南王“龙云,陇耀声泪俱下,要打回云南报仇。
曾泽生何尝不想雪恨?是谁给了他高官厚禄?可老蒋是白给的?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最要紧的是保存实力。
如今,在这遥远的黑土地上,别说滇军,连嫡系也成秋后的蚂蚱了。
潘朔端起义,嫡系说是“叛蒋”,滇军说是“叛滇”,在滇军心目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叛滇”了。
现在,他不但容忍了,而且理解了:为蒋介石当殉葬品,值得吗?
潘朔端就在城外,天天都这么喊。老师长张冲也来了,在那边呼唤。
那边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他虽然不信国民党对我党的妖魔化宣传,但他打心眼里也不怎么佩服共产党:
比之嫡系,滇军是杂牌;比起解放军,滇军可是堂堂国军。
可共产党就像施了什么魔法,国军一阵风般就国不国、军不军了。他不服气,开头上下都不服气。
不服气,那就在战场上较量较量嘛,但较量的结果却是一败涂地。
9月22日,曾泽生毅然决定起义,先与182师师长白肇学和暂21师师长陇耀统一思想,然后就是一番紧锣密鼓地筹划.
我军要求曾泽生在起义时要进攻新七军,毛主席得知这一情况后,特地指示:
不要超过他们所能做的限度,只要六十军能拖出长春,开入我指定之区域,发表通电表示反对美国侵略,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赞成土地改革及没收官僚资本,也就够了。”
有毛主席“做后盾”,曾泽生大胆多了,10月17日晚召集暂21师和182师营以上军官开会,宣布反蒋起义。
接着,设计将可能拒绝起义的非滇系部队——暂52师团以上军官活捉,随即和东野两个独立师换防,开出长春。
10月18日天亮,以中山路为界,驻守西半城的新7军惊骇地发现,对面东半城已经不是形容枯槁的60军,而是神采威扬的解放军!
这还打什么!18日一天,新7军三分之二的官兵都放下了武器。在家养病的军长李鸿不得不于19日下令投诚。
60军起义、新7军投诚,作为守卫长春的两大支柱一夜之间轰然倒塌,最倒霉的就是长春防卫司令、兵团司令官郑洞国了。
郑洞国,1903年出生于湖南石门县,父亲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母亲生子4人,他最小。
1924年考入黄埔一期,第二年东征陈炯明,教导3团3营党代表郑洞国,报名参加敢死队,枪林弹雨冒死登上淡水城。
抗战中参加长城抗战,台儿庄会战,昆仑关战役,1943年任中国驻印军新1军军长,屡立战功。
在实力雄厚的黄埔系将领中,和杜聿明、宋希濂同为黄埔一期老大哥的郑洞国,以他的敦厚,忠诚、勇猛,打仗稳当,独树一帜。
1925年春,孙中山下令东征打陈炯明。攻到淡水城下,以校长身份指挥黄埔学生军的蒋介石,在官兵中征选“敢死队”百余人,强攻淡水。
枪林弹雨中,敢死队员郑洞国第一个攀上云梯,爬上城墙,给蒋介石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战后马上破格提拔为营长。
“七七事变”后,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郑洞国率蒋军嫡系第2师、荣誉第1师几乎打满了全场。
从古北口抗战到保定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昆仑关会战,宜昌会战,直到1943年率远征军进入印缅作战……
抗战八年,郑洞国一直在北征南杀中度过,参与大小几十战,歼灭日寇无数,即使在人数众多的黄埔生中,这也是极为罕见的。
郑洞国抗战时还多次负伤,身上伤疤之多,在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中数一数二。
昆仑关战役中,他亲率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主攻。冲上去,打下来,全师伤亡近半。
当年的敢死队员红了眼睛,亲自督战,号称“钢军”的12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就是被他的部队击毙的。
在远征军入缅作战失败,退居印度那段寄人篱下的日子里,连孙立人都对美军将领的骄横跋扈愤愤不平,郑洞国却能和他们处得来。
在这位能和美军处得来的郑洞国将军身上,你看不到那种媚骨和奴相。他有时也不得不忍耐着点,但更多的是凭借他的坚毅、尊严、正气和大度,去面对他置身的那个世界。
他的这种品格,赢得了同事、部下和上司的敬仰和信赖,也征服了以主子自居的美国将军史迪威。
这种品格,本来就是人类应具的高尚的美德。
就是因为这种美德,杜聿明把他从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挖来,当自己的副手。
就是因为这种美德,后来他明知不可为也为之,去了长春那座死城。
可从他指挥他的部队在黑土地上打响第一枪后,这种美德也就渐渐化为负数了。也是“各为其主”吧。
昆仑关大战,郑洞国率领的荣誉第1师伤亡近半,有的团只剩300多人。可即便打剩郑洞国一个人,谁也不会觉得他是刽子手。
那是反侵略的民族战争,国魂永在,正义长存。
可在“死城”长春,率领饿得连走都难走到沈阳的士兵血战、突围,无疑是一场无谓的屠杀!
其实,郑洞国早就不想守长春了。他在东北3年,杜聿明病了走了,陈诚病了走了,郑洞国也多次申请去北平治病。
他确实有病,可正常人这时候就算没病,也不想继续在长春待着,任谁都能看出,继续死守长春是死棋。
3月初,60军撤出吉林、退入长春,郑洞国就主张放弃长春,新7军和60军一起打出去,向沈阳靠拢。
他认为,长春离沈阳主力太远,有被吃掉的危险。与其将来被吃掉,不如现在跑掉。
将60军和新7军集中于沈阳、锦州之间,能战,能守,又能保存一部分有生力量。
长春的人马有两个军,解放军刚打完冬季攻势,不能很快集结3—5倍兵力打歼灭战,撤退的安全系数还是比较高的。
郑洞国那时提这茬,也是瞅准了时机,不久前,蒋介石曾飞赴沈阳,当面要求卫立煌放弃沈阳,退保锦州。
既然连沈阳都要放弃,那么长春要守着干嘛呢?可出人意料的是,蒋介石却一口回绝了郑洞国的提议。
蒋介石认为,长春是伪满的“首都”,放弃长春,国际影响太大,自己在美国人心目中形象已经很差了,不能再“差”下去了。
让两个军困守长春,既能保全他的面子,还可以吸引北满解放军主力,减轻沈阳,锦州压力。
为了战胜对手,毛主席忍辱负重,毅然放弃红都延安。为了保全面子,蒋介石却宁肯不顾总体战略,而不放弃“伪满洲国”的“首都”。
10月23日,南京《中央日报》在一篇题为《论长春之守》的社论中,更是直截了当地写明:
国军之攻取和坚守长春,是政治的意义大于军事的意义。
一日三餐,政治家是不能忘了“政治”这杯酒的。问题是,当政治主要是以流血的方式,即通过将军们去进行时,一旦军事上失利,政治上还有什么可谈的呢。
嘴上说“一切商量着来办”的卫立煌,也不让他离开长春半步。很简单——你走了,谁来当替死鬼?难道让我帮你背丢失长春的锅啊?
走不了,这位从不做非分之想的厚道人,又建议让沈阳防守司令梁华盛来接他,或者让他与守锦州的范汉杰对调。
卫立煌说,梁华盛与60军军长曾泽生不睦,范汉杰对长春情况不熟,还是他比较合适。
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死撑。郑洞国坐守长春的方针,是“加强工事,控制机场,巩固内部,搜购粮食”。
未到两月,机场丢了,空中交通断了。
最头痛的是粮食。可城外抢不来,城内搜不出,全城猫呀狗的都成了军民的腹中物,几乎断了香烟。
他抱着一只满身贵族气的小花猫坐在沙发里,除了一支支吸烟和唉声叹气外,毫无作为。
10月16日,蒋介石命令突围。郑洞国布置停当,新38师第一线部队已进入开进位置,60军起义,长春一分为二了。
曾泽生给郑洞国打电话,请他审时度势,共襄义举。郑洞国说:“我是军人,要保持军人气节,不成功便成仁。”
解放军代表刘浩给他打电话,希望他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郑洞国说:“既然失败了,除战到死以外,还有什么可说,放下武器是做不到的。”
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来见他,说:“新7军官兵已决定放下武器,解放军已经同意保障司令官以下生命财产的安全,希望司令官和我们一道行动。”
郑洞国说:“你们的做法我是不同意的,既然你们已决定放下武器,那么你们干你们的,我干我的好了。”
郑洞国致电蒋介石,表示“来生再见,
10月24日,南京《中央日报》发表文章:《郑洞国壮烈成仁三百官兵全体殉职》:
3天前,《人民日报》已刊出文章,《郑洞国率部投降长春完全解放》。
怎么回事?死人难道复活了?还是活人被写死了?
原来,副参谋长杨友梅等人,不忍见郑洞国“成仁”,和共产党谈妥,让直属队朝天放枪,佯装抵抗后再放下武器。
枪声中,郑洞国给蒋介石发报,决心“成仁”,杨友梅早让卫士将郑洞国的手枪拿走了,将他团团围住,使他“成仁”不得。
蒋介石先令他的“如兄弟子侄一般“的长春守军固守,后来又令突围,明摆着把他当成弃子、炮灰。可即使是这样,郑洞国也从未动过投降的念头。
对蒋介石而言,郑洞国可以说算得上“党国英雄”“忠臣良将”了,但对那些冤死在长春的普通市民来说,他却是祸害百姓的刽子手!
任何忠贞、节义,在这里都是自私的,甚至是卑鄙的。
“倒戈将军”石友三,为人不耻,千古唾骂。一代良将郑洞国的悲剧,在于他的愚忠。
据郑洞国孙子郑建邦主编的《郑洞国传》记载:祖父的后半生,一直对1948年长春之战,使无数百姓遭受的惨祸,充满愧疚之心。
20世纪80年代,吉林省的党政领导多次邀请祖父回长春看看,都被他婉言谢绝了。祖父不愿回去,也不敢回去。
因为几十年来,当年长春惨绝人寰的境况,常常出现在他的睡梦中。他不知道自己怎么面对长春的父老乡亲!
他常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此生愧对长春父老乡亲。
10月15日打下锦州,17日曾泽生率60军起义,19日新7军军长李鸿率部投诚,21日郑洞国投诚,长春就像枚熟透的果子从树上掉落下来。
接下来,就轮到辽西那些窝棚和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了。
正如14年后毛泽东在《吊罗荣桓》诗中说的,“战锦方为大问题”。
据郑建邦主编的《郑洞国传》记载,投诚后,郑洞国提出了三个要求:一是不能公开宣传他投诚;二是不参加任何欢迎投诚的活动;三是不会担任任何职务,以后就当个普通老百姓。
萧劲光、林彪做不了主,电报打到北京,毛主席大笔一挥:全部同意!
最初两三年,郑洞国还真成了一个平民,无聊之余就复盘起东北解放战争,研究马列主义来,他想了解国民党究竟败在哪里。
不研究没事,一研究就不得了,他深深地为毛主席出色谋略所折服,不禁赞叹:毛主席真是站的高、看的远、想的大,料事如神!
加上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志愿军居然敢在朝鲜大破他所崇拜的美军,着实令他吃惊不小,思想来了个360转变,直接表态同意参加新中国建设。
1954年,郑洞国参加第一届全国人大,突然收到一张套红的金字请帖,打开一看——太意外了,毛主席要在中南海宴请他。
郑洞国不禁感慨万千,一方面为毛泽东的礼贤下士,热情关怀所感动;另一方面又觉得自己是败军之将,何德何能去参加毛主席宴请呢?
赴宴那天,郑洞国刚到,毛泽东就迎了出来,热情地同他寒暄,还敏捷地擦着一根火柴,帮郑洞国点着了烟。
这个动作他做得自然而然,落在郑洞国眼里,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让他心潮起伏。
自己戎马一生,见过许多上级,上至蒋介石,下至陈诚、顾祝同,谁曾如此亲切随和地对待自己。
两人聊到兴致处,郑洞国佩服地说:“主席,在东北我可以说是败在你手上了,听说是因为你把马列主义贯穿其中,请问你为什么马列主义学得那么好?”
毛泽东爽朗地笑了笑,说:“只要立场转变了,自觉地放下架子,拜人民为师,这就灵了,学马列主义也就容易学好了。”
一席话,真正卸下了郑洞国思想上的包袱,也使他深受教诲。他深切地感受到,毛泽东的确是待人以诚,共产党的确是不记前仇,化敌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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