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Y TWENTY-NINE

第二十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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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

现在德班庄园的青瓦白墙大房子里有经重建还原的卓别林一家人的起居室、卧室、书房和餐厅等。

卓别林博物馆的官方指南介绍，对于从小未能从一个完整的家庭获得安全感的卓别林来说，他选择了陪伴家人的常规生活方式——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后，卓别林和乌娜打网球，然后再蒸上一会儿桑拿。到了傍晚6点，卓别林会来到客厅小酌一杯，可能是金汤力、法国绿茴香酒、西红柿汁，也可能是当地一种名为波旁威士忌的葡萄酒或香槟，偶尔还会搭配一份鱼子酱。

管家会在6点45分准时通知大家晚餐，乌娜坐在卓别林的左边，孩子们则吵闹着要坐在母亲的身边。任何笑话、故事或话题都可以在晚餐时公开讨论，虽然平时孩子们以法语交流为主，但是卓别林要求他们在餐桌上或者是他能听到的地方说英语，因为卓别林既不会说也听不懂法语或德语。

麦克·卓别林曾这样评价过自己的父亲：

“晚餐一直是与父亲沟通的好机会，谈话在晚餐结束后还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在那段岁月里，我一般会选择这样或那样的话题，比如，一再暂缓执行死刑的圣昆廷监狱囚犯卡里尔·切斯曼，艾希曼则是我们经常讨论的另一个话题，当时正值艾希曼接受战后审讯，父亲已经无法用语言表达自己对他的愤怒。出于对整个谈话氛围的考虑，我通常不会对我们所谈论的话题作出任何过于强烈的反应，我有时会与父亲的观点相左，但在艾希曼的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是一致的。我想我们还是比较乐于交谈的。”

德班庄园的生活并非总是有那么多繁文缛节，简·卓别林曾回忆道：

“只要是令人开心的事情，不论大小，父亲总是乐于庆祝，他会说，“今天心情不错，让我们来庆祝一下吧。”然后叫上一份自己最爱的葡萄酒与英式奶酪。看到我们大家心情都非常好的时候，父亲会坐在门厅，一边唱老式英文歌曲，一边拉着手风琴给自己伴奏，我们则会一起坐在楼梯间旁听，当然，我们鼓掌得越起劲，父亲也演奏得越多，那的确是一段令人怀念的美好时光。”

盥洗室内，爱因斯坦的蜡像正在照镜子，但这面镜子是假的——我们凑上去，“镜子”中不会出现我们的映像。

卓别林与爱因斯坦有过意外交集。卓别林在1931年第一次见到了爱因斯坦夫妇，并邀请他们以贵宾的身份参加计划于洛杉矶举行的《城市之光》首映式。

在卓别林前往欧洲筹划影片发行期间，当时身在柏林的爱因斯坦曾邀请他前来作客。对于这段经历，卓别林这样写道：

“我们在餐桌前坐下，爱因斯坦夫人给我们端上了美味的家庭自制馅饼。在交谈中，他们的儿子从心理学的角度分析了我与爱因斯坦之所以受人欢迎的原因：‘你非常受欢迎’，小爱因斯坦如是说，‘那是因为普通大众都看得懂您的作品与艺术，而我们的大教授之所以受欢迎，却是因为普通大众完全无法理解他的理论与著作’。”

谈话持续了3个小时，期间两人就失业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临行前，爱因斯坦送给卓别林一份相对论副本外加一张附有自己签名与题赠的照片——“致：经济学家查理·卓别林先生”。

庄园里放置着许多卓别林（还有乌娜）的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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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口的旁边是一个小剧场，先播放了10分钟的卓别林的影片介绍。出入意料的是，电影结束后，银幕拉开，让大家直接进入经重建的卓别林摄影棚。

当年许多人都参观过卓别林位于好莱坞的摄影棚，但除了最好的朋友外，很少有人能亲眼见到卓别林工作时的模样，他绝不会允许任何人给那些自己最引以为豪的插科打诨或镜头拍照。大多数情况下，卓别林都不会允许记者走进片场，万一他们来了，卓别林只会逢场作戏般地假装应付一番，而绝不会透露任何实质性的内容。

这样做其实非常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形，毕竟有很多公司试图剽窃卓别林的作品与成果——曾经有一家三流小公司在1915年通过这种手段赚取了50万美金。另外还有一些演员试图在舞台上或在电影中模仿卓别林的风格与幽默段子，有时甚至还会复制卓别林的短片。幸运的是，由于卓别林那同父异母的兄弟西德尼等亲人手上保留了大量当时的文档与珍贵资料、照片、剪报，使得我们今天能够再次看到银幕后的卓别林究竟是如何工作的。

类似的重建旧时代场景的博物馆，我看得不少了，但这次真是有些投入。因为卓别林博物馆的这片区域结合卓别林电影主题，让大家也参与其中。

理发店、当铺、餐馆、伦敦街头、集市、银行和警察局，最后的高潮是监狱，监狱的“铁栅栏”是可以随意扯开的塑胶类的制品，我也索性扮演一位渴望自由的囚犯，终于冲出了牢房。

比较有意思的是，摄影棚的灯光暗暗的，经常有各种逼真的蜡像突然出现在眼前，一不留神会把真人看成假人，真是戏中戏啊。

各种逼真的蜡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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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完卓别林博物馆，坐车回到沃韦老城区，它很小，也比较乏味。

沃韦的湖边倒有点意思，湖中巨大的叉子也不俗。

大名鼎鼎的雀巢公司总部也在沃韦，但我已经筋疲力尽，没有心思去看它的面貌了。